歷史壓根不會審判在病毒事件處理上存在失誤或故意失誤的人。因為歷史只是歷史，它既不是真理，也不是我們的遠親。我們?nèi)绾沃罋v史就會按照我們的意思去大書特書我們的想法，歷史又拿什么證據(jù)去證明自身的介入合理還是非合理。每當人民有憤怒的時候，就說總有歷史會給你算賬，然而歷史總是站在遠景需要數(shù)據(jù)和證據(jù)。如果我們在現(xiàn)實中搞不清楚問題的本真和事實，歷史不知道應該站在哪一個方向。

我們常常把自己以為的正確理解為歷史的正確，這是錯誤的幼稚的歷史觀。歷史可以關照現(xiàn)實，然而人類正是要面對現(xiàn)實找出所有的解決方案。歷史無法把懸疑的每一件事寫入歷史，更不可能根據(jù)道聽途說或自以為正確去書寫歷史。對于新冠病毒的處理不可能是一個科學問題，如果是一個科學問題，我們的科學基礎本身就非常差勁。一開始人民把自己交給專家也是自己的誤會，如果自己誤會了專家，反過來要審判專家，似乎應該審判的反倒是自己。如果新冠專家由于謀取私利存在對病毒防控的故意誤導，這是一個法律問題，也不需要歷史的審判，因為現(xiàn)在就可以。如果這些專家在謀私利的同時恰好又執(zhí)行了正確的防控政策，歷史是否也應該給予審判還是就不審判?用新冠病毒防控政策是否前后失當作為歷史是否應該審判的考據(jù)是完全沒有道理的。我們所要考察的到底是水平還是良知，是道德還是法律？

首先，歷史是不會作為審判人和調停人的，歷史無法消解發(fā)生的往事。如果我國人民要審判，現(xiàn)在就要開始進入真理辯論的空間。我們要找出是否存在瀆職和犯罪，而歷史的審判一般是基于一個宏偉事件的結論。比如對新冠病毒見死不為的政府，歷史不會關心到是否過度防控這個時間本身、或少許人因為過度防控的自由。很多人說我的自由如此珍貴，但是在歷史中，個人的自由無法定義，歷史觀察的只能是集體的自由或全體的自由。歷史在對公共事件判斷的時候，只會作出范疇比較大的限定，比如應該嚴格防控還是一般性防控。歷史可能會防控的程度作出微辭，但是歷史不會認為個別人應該對歷史負有責任，除非是證據(jù)已經(jīng)證明在公共事件中明確犯罪逮捕的人。

其次，歷史也不一定站在人民一邊，因為人民常常自己虛擬自己為公義和道義的人民。問題寫歷史的人或歷史自身有更高的水平，如果確認人類走向光明，則歷史基本會站在一個宏偉的高度去觀察人和社會。如果這一個社會本身就浮華和腐化，歷史只會指明這個時代罪有應得，歷史不會在犯罪的人中再次尋找罪人。如果我國人民全部具有優(yōu)秀的素質和良好的道德水準，歷史在判斷真?zhèn)蔚臅r候會更具有透亮的眼光。反之，歷史基本上會對一些事情莫衷一是。歷史最后道出的還是基于歷史長河的感喟，歷史會借用其它時代來比較這個時代。

再，歷史也不是一個憑借主觀可引用的尺牘。因為我們無法知道未來的歷史怎樣言說，就不能斷言歷史將站在“我”的理解一邊。”我”的理解常常包含著個人的觀念或私利。如果能把“我”的理解上升到歷史比肩的維度，方能作出客觀的評定。問題在于，把”我”的理解 上升到歷史的高度，就必須自己先退出現(xiàn)實。如果一個人退出新冠病毒這段時間遭遇的收入遞減或不自由，他可能立即改變對新冠病毒防控的看法。因此歷史的維度就是——純粹客觀的維度。客觀上，公共政策是拯救了多少人或犧牲了多少人，歷史一般不會統(tǒng)計個人損失。

《歷史將會審判愚民的人》——這是絕然不存在的，就文章中存在爭議的幾個人還不至于走上歷史。無論他們是否有罪或無罪，歷史甚至不會記錄他們的名和姓。歷史不會知道上帝知道的一切，如果歷史知道上帝知道的東西，我們社會的多數(shù)人都要接受這樣那樣的審判。此時我們應該理解到孟子說的”圣人不死大盜不止”的深刻含義。在一個全體人民都迷失的時代，人人認為自己是審判者，同時也可能是被審判者。

小結：我寫這篇文章不為誰辯護，我們都是病毒的犧牲者。本文的目的在于說：拿歷史來評判現(xiàn)實就忽視了現(xiàn)實中人的意義和真理的確信，我們只有也應該在此生中搞明白是非。如果總以為歷史站在自己這一邊，是歷史的虛無論者。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，最后反倒他們自己淪為歷史的罪人。